伟大的第一步——中国农村改革起点实录。（一）

伟大的第一步——中国农村改革起点实录。（二）

伟大的第一步——中国农村改革起点实录。(三）

伟大的第一步——中国农村改革起点实录。（四）

三、交锋

　　1977年的冬天到来了。北京，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极端。如此这般，农民本来就被割短的“资本主义尾巴”将一点不留，农民本来就缺少的自主权将荡然无存。许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各省干部回忆起十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无不心有余悸，浑身发冷。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1977年11月15日~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万里在会上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此前无人敢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生产”。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穷过渡”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出对台戏。

　　万里深知，“六条”在这个时候出台，犯了大忌，也犯了天条。但这个出身于孔孟之乡、深谙圣贤之道的秀才心里有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很多年后，万里回忆说：“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经抛弃了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问题。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应该做、能够做的事。”

　　对于“六条”的效果，万里派他的记者朋友张广友和吴象到农村听听反映。张广友回忆说——

　　我们到了六安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宣讲六条。广场上人山人海。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刚念完一遍，台下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比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再念一遍这句话！我问身旁一位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他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生产队干部说，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缴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子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也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之类的伤心事了。

　　听了张广友的汇报，万里非常高兴，他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生产什么，本来有权自己决定，现在却要由上面来决定，那它还有什么积极性？自主权的实质就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做主，这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也是尊重农民权益最基本的内容，没有这个，还谈什么独立核算？还谈什么经营管理？还谈什么调动积极性？”

　　这是30年前一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从农民冰冷的灶台和干瘪的肚子中悟出的道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已经离开我们这个执政党很远很远了。

　　很快，张广友下乡调查后写出一篇重头文章。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新华社通稿，题目是《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还配发了题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评论员文章。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

　　这边，万里布置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鼓与呼，千里之外，也是在同一时刻，陈永贵的动作远比万里要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陈永贵召见时任新华社驻山西记者宋莎荫。宋此时已在昔阳县委任职。陈永贵要求宋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这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宋莎荫传达了陈永贵的指示。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去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浓的火药味。

　　许多文章是以驻大寨联合记者组写的，有些是《山西日报》写的，有些则是《晋中报》、《运城报》写的。山西日报社的计划是用12篇文章来进行反击。新华社记者陈大斌说：“这一场中国新闻史上少见的，地方党报向中央新闻单位发起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击，颇有声势，十分猛烈。”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随即中央就有人要求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上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

　　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一块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张广友是在滁县农村采访时读到这天的《人民日报》的。当地的干部社员也立刻从文章中琢磨出了它的指向，显得十分担心和害怕。张广友立刻给人民日报社副总编缉李庄打电话。李庄说：“老弟，你还不知道吗？《人民日报》就是国际列车，谁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见，你可以写文章，我们也可以照登。”

　　万里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

　　随即，和张广友同在滁县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南振中、沈祖润写了一篇针对性极强的文章——《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新华社在7月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刊载。

　　李庄以及人民日报社高层的“国际列车论”，使得《人民日报》在当时成为了思想解放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窗口，但它更加特殊的权威性也同样制造了相当多的“麻烦”，此为后话。

　　不仅在安徽，在中国当时另一个农业大省四川，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成了省委的中心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效。

　　从1977年秋天开始，四川省委颁布了一系列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措施，到1978年2月,四川出台了“省委十二条”，把按劳取酬作为重点，主要内容与安徽“六条”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年，四川从春到秋，持续干旱，但却夺得了全省粮食大丰收。

　　到了秋上，中国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嘴里，都盛传着关于“吃粮吃米”的民谚，安徽、四川等省农村改革的成就引人瞩目。

四、铁幕被掀动了

　　1978年，安徽全省遇上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

　　周曰礼说：“因为旱哪，天上飞的麻雀没水呀，飞着飞着就掉了，山上的野兔子从山顶下来找水喝，走到山半腰就死掉了，说明旱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一年，安徽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连巢湖也干了。全省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0多万人口缺乏生活用水。到了秋季，麦子种不下去，大片大片的耕地抛荒。农民眼看生产生活无指望，非常恐慌。省委书记王光宇建议万里：与其抛荒，不如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发挥潜力，渡过灾荒。万里考虑良久，说：“试一试！”

　　随即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渡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每人借三分地，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统购任务。

　　这几乎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它直接诱发了安徽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

　　肥西县山南地区的旱情最为严重。9月的一天，县委书记常振英焦急地来到山南，找到区委书记汤茂林问怎么办。汤说，没别的办法，要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要按照原任省委书记曾希圣1961年的做法，包产到户。

　　常振英咬着牙答应了。他对汤茂林说：“你不是正在黄花大队蹲点吗？就在这里搞试点，试试看吧。”

　　汤茂林立刻赶回黄花大队，连夜召开党支部会议。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会议”的秘密会议。在这个会上，党员们再次学习了“省委六条”，“六条”上说：“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这让被逼急了的这批农村党员看到了缝隙中的一丝亮光。会议结束时，形成了“四定一奖一罚”的规定，即：把地借给社员，定土地、定产量（麦子200斤／亩、油菜100斤／亩）、定工本费、定上缴；超产100斤，奖励60斤；减产100斤，罚100斤。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老汤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定土地、定产量，不是包产到户是什么？但汤茂林死也不承认。

　　这个决议在第二天的全体干部大会上通过，又在9月17日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受到热烈拥护，大家把手都拍红了，说：“这样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第二天，全大队997人、997亩麦地、491亩油菜地全部包产到户，当天就种了40多亩。

（第二天就全部包产到户，可见农民多么渴望！）

　　消息很快传开，就在黄花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一封群众来信被送到了县委、地委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案头。信上说：“肥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人向何处去？他在山南大搞曾希圣式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

　　县委书记赶紧召见汤茂林，嘱咐他：“不能联产，一联产性质就变了。”

　　此时在省委，万里也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他将信批转给省委书记顾卓新，上书“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你阅”。顾卓新将信批转给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上书“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阅后派人查处”。王光宇又批给农委周曰礼。周阅后批给省委政研室沈章玉……

　　在这一公文旅行中，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中间，下了一场小雨，麦子油菜长势喜人。12月的一天，省委政研室沈章玉终于来山南调查来了。他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请，面无表情四处转了转，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小时，沈又回到区委向汤要饭要酒。在饭桌上，他神秘地对汤茂林说：“汤书记，你是干对了，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许今后的路子就照你这么干。”

　　汤茂林这才长出一口气。他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看到了上面的系列批示。但他所不知道的是，这期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所有制不变，出不了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才会有了后来这种睁眼闭眼的拖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对待农民自发改革的态度，后来被写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